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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三与《二十四史全译》         ★★★ 【字体:
杨冠三与《二十四史全译》
作者:古今出版    关于我们来源:古今    点击数:570    更新时间:2005-10-25

 

 

    提起杨冠三,在中国期货圈里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冠通期货公司创建人,很有些传奇经历,是十年来中国期货市场中长盛不衰的人物。就是在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华人圈中,杨冠三也是有口碑的。然而,说起杨冠三任董事长,在北京组建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费时七年,投资数千万元出版的《二十四史全译》却鲜为人知,这也包括他的不少老朋友。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柳斌杰副署长讲:《二十四史全译》是我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既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又是全国古籍整理的重点工程,还是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的一个重点工程,这三项重点工程都是在国家主管部门立了项的。既然《二十四史全译》是国家的重点出版工程,杨冠趺刺退饺搜蹲柿斯业闹氐愎こ棠兀空飧霾唤庵罩钡皆诰侔斓南蚬彝际楣莸脑橐鞘缴希舜蟾蔽背ば砑舞聪壬潘盗烁雒靼住?nbsp;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三点正。国家图书馆文津厅内。隆重的赠书仪式正在举行。文津厅的右正面,陈列着三架明式紫檀书橱,其中一书橱内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套《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全书文白对照,全套二百一十三册,五十二函,并附有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冠三签发的收藏证书。另两书橱内各整齐地摆放着一套八十八册大十六开本烫金精装《二十四史全译》。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题写的书名,更增添了一份庄严和隆重。文津厅的正面,主席台的上方有块写着《二十四史全译》编辑委员会,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二十四史全译》仪式字样的红色巨幅会标。主席台的正中央坐着《二十四史全译》唯一健在的顾问、94岁高龄的何兹全教授,坐在两边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先生、全国政协张怀西副主席、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原文化部长高占祥、国家新闻出版署柳斌杰副署长、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安平秋主任等十几位嘉宾,台下坐着部分译者、中宣部、教育部、各大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及相关单位的来宾,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三十六家新闻单位的几十位记者各自忙碌着。
    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主持赠书仪式,杨冠三首先致词,这位一米八几的汉子,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站在麦克风前,语出惊人:“由我担任董事长的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公司。”
    第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七年的时间只出版了一套书,这就是今天我们赠给国图的这套《二十四史全译》。
    第二个特点:在一般人的眼里,看起来有些古怪。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8万,可这几年却花出去几千万,每年要使用大量的现金,支付工资、加班费、稿费、编辑费、校对费等等,以至于每年工商局年检都通不过,都要去解释。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从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到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兼职,至今为止,他们没有在这个公司拿过一分钱,反而还要往里贴很多费用。七年多的时间,一直无偿使用着冠通期货公司的办公场地,经常无偿借用冠通期货公司的人力。在古今公司名下支出的资金,全都用在了这部书上。这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三个特点: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又是一个很“大”的公司。除了没有书号外,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公司。因为它把一部书出版的全过程都做了:从选题、策划、创意、组织,到编辑、校对、定稿、封面、版式设计,选购纸张、印刷、装订、出版发行,特别是全球限量发行800套的《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倾注了公司全体员工的巨大心血。
    举例来说,仅珍藏本的函套设计,就请到了出版界、美术界装帧设计的一流专家,开过二十几次的论证会,集思广益,十几易其稿,每改动一次,就制作一到两个样品,从最初的样品到大家看到的最终产品,各式各样的函套样品堆满了一屋子。历时一年,才最后定稿。令人欣慰的是,仅就珍藏本的设计、样式、材质、品味、制作而言,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读者、收藏家的广泛好评。我就曾亲眼看到侨居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老华侨手捧这本书,爱不释手的情景。
    “参与这套书的译作者有200多人,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都是我们的老师。与此同时,参与编辑、校对、印刷、函套设计的工作人员也有200多位。目前,公司仍有近百人在全力以赴地进行这本书的后续制作工作。人们常用“十月怀胎”来形容孕育一个婴儿的艰辛,我们现在对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感情。感谢主编许嘉璐先生,副主编安平秋先生,以及参与《二十四史全译》的诸位老师给了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使我们能和传承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大题目联系在一起。人生苦短,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那将是终生的荣幸。”
    接着发言的是身体仍然健朗的著名国学大师、84岁的现任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据国图的同志讲,这些年举办的各种赠书仪式,都很难请动任馆长,这次任老不但出席,还亲自致词,实属难能可贵。他说:

    “我代表国家图书馆参加这么一个隆重的赠书仪式,非常高兴。文津厅这个地方虽然不怎么豪华,但这个地点我们馆是很看重的。有些书虽然希望在这里举行一个首发式,但我们不同意,因为它们不够品位,不是给点钱就可以来的。《二十四史全译》给国图赠书,在这里举行仪式,我们不要钱,反而还出人出力,说明这部书有品位,够资格。文津厅的这三个字是钱玄同先生题写的,是一个文化的阵地。中华文化五千年之久,得以长久流传不衰,得益于好多的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不断地对古籍进行今译的工作。司马迁写史记,就不是对原始文件的照抄。五代、商朝、殷朝用的是当时的文字,是他翻译过来的。这些文字的读法在发生演变,意思也在不断的变。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很有学问,他就感觉商朝的古文字实在看不懂。只有不断的翻译,文化才能具有生命力。我们今天对二十四史的翻译,让中华文化持续不断,继续发展,诸位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在此,对编委会和北京古今出版公司的赠书表示感谢!”

 
(许嘉璐主编)
 

    为《二十四史全译》耗费十三年心血,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许嘉璐主编在讲话时,自己动了真感情,也真诚地感动了台上、台下,年长年轻的所有听众。许先生动情地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心情很复杂。这部书耗时13年,四位顾问有三位没有看到书的出版就去世了。这就是前中顾委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主任周林先生,北大教授邓广铭老师、阴法鲁老师。还有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主任、宋史主编倪其心先生,也在他不该去世的年龄走了。首先对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为这部书付出大量心血的顾问和同仁深表思念。我们高兴的是我的老师、顾问何兹全先生以94岁高龄到会了。十三年前,我是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我知道国家的难处,这样的项目还不能列入国家紧急的日程之中,而这个项目又太重要了,太急迫了,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早看出十几年。我当时暗下决心,想闯闯路子,就是利用民间的资金和力量,抢救中华文化,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点事。刚才几位的发言已经热情称赞了这部书的出版,在高兴之余我想起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是我伏案进行翻译工作而不眠,而是因为第一个合作伙伴,在支持了项目的启动之后,却在经济大潮中破产了。几百万字的稿子放在办公室,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和各个分卷的主编已经签完合同,在交稿后一个月内,我要拨付一定比例的稿酬,而我分文皆无。一想到老一辈的重托和期望,一想到一叠叠稿子压在手里,欠着译者几十万元的稿酬,就令人夜不能寐,经常惊出一身冷汗。在没有亲口吃梨子的时候,对梨子的味道不会有真切的感受。虽然事先已经想到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绝对没有料到会难到如此的程度。此时我才懂得“不知深浅”这个词组的深刻含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悔不当初”四个字不断在脑海中出现,却又不能说出,这种状况或者就叫“苦不堪言”吧。就在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遇到了杨冠三董事长与他的兄弟们,他们几乎是舍弃家业,把他们自己的很多生意停下来或者交给别人去做,腾出手,集中资金做这件事。他们以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对国家的责任感,以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清楚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有物质上的富足是不足以强大的,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必须弘扬和前进。有了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才是真正的强大。他们愿意以自己的财力支持这项大事业。现在终于看到它出版了,而且书印的这样漂亮,珍藏本印的这样好,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感谢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刚才杨冠三先生讲了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花了几千万,只出了一本书,其实他没有说出真正的原由,这个公司最初就是为了这本书成立的。他们的编辑、设计真是有创意啊!珍藏本的精美出乎我的意料。现在,我就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这个珍藏本,是仿中国古书的形式,如果打开是宣纸,那就俗了。打开它上面是柚木竹简,收藏证书是用香樟精雕而成,好处就在打开有樟木之香,防蛀。当年《史记》就是写在这样的竹简上,卷起竹帘,然后里面是一本本书。这么大的书,如果厚且重,老人怎么看,请你们看看,他们用纸非常轻,非常薄,非常有韧性,就是躺在那里看也没有关系。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大砖头的书他不愿意看。同时这个封面有个圆圈,腾龙图案,突显高贵和凝重,它还有一个功用,合上之后书就不会晃悠,再加上乌檀木做的别签。这多妙啊,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结合。光有书还不行,还做了柜子,这柜子是明式书橱,它是紫檀的。如果有藏书家,图书馆,可以连柜子一起收藏,那真是美妙绝伦。就在我们向图书馆捐赠的时候,不久我们的书也要赠给台湾图书馆典藏,因为那里也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传承的也是中国文化,在那里读这些书的人也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这里的成果也应该让他们分享。
    “我所讲的不是喜气洋洋的致词,而是回顾了我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因此,我对这套书的出版除了像杨冠三先生说的好像是把自己的婴儿捧在怀里那样高兴,我还有另一种高兴--就是利用民间的力量,也可以给国家做点事情。”
 
 
(新闻出版总署柳志斌副署长)
 

    赠书仪式上,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新闻出版总署柳志斌副署长也分别代表文化部和出版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许嘉璐副委员长和北京古今出版公司、对《二十四史全译》、对赠书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据了解,《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已委托中国出版协会陈为江副主席转赠至台湾,正式成为了台湾图书馆的藏书。台湾有关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接收仪式。图书馆馆长庄芳荣先生以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名义向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颁发了收藏证书,并致信杨冠三董事长。“杨冠三先生:《二十四史全译》,煌煌大作,规模恢宏,装制精雅。惠我馆藏,无任感佩。二十四史,全译对照,打通古今,入史出史,方便众人。嘉惠当代,贻惠将来,传布历史,厥功甚伟。至为铭感,特以此函,谨致谢忱。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其情其意,溢于言表,同根同祖,成就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二十四史》翻译的难度之大,超出了常人想象,也大大出乎主编许嘉璐的预料。能担此任者,必须是既通晓中国历史,又精通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对天文等专门学科的翻译,除文字功底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古代和现代的相关专业知识。兼具上述多种能力的学者屈指可数。用“抢救”一词来形容当时(1991年)的紧迫感是恰如其分的。有几位老先生在接受重托后,身患绝症,他们强忍病痛,不弃不舍、一丝不苟,直至圆满完成译作。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交稿后不到一个月,即驾鹤西归,其所译作,遂成绝唱,令人不胜唏嘘。按照出版惯例,逝者名字应加黑框,然黑框太多,徒然生哀,不得不破此惯例。译作既已出版传世,英灵可慰,逝者如生。他们是中华文化建设的干城之将,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
    笔者怀着好奇的心情,询问杨冠三,当初为何对这个如此艰难的出版项目产生了投资兴趣?杨冠三沉思了片刻。“说实话,刚开始他们找到我时,我一口回绝。”杨冠三说,“你想想,凭许先生当时的社会地位,那肯定是找了一圈出版社,他们都不好办,凭我个人的财力就更难办了。”“后来,老孟又多次找我。老孟,就是孟繁华,中国税务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二十四史全译的总编辑,这可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1979年搞农村改革调研时就相交、相知,他成天说来说去的,许先生也谈过几次,都是围绕如何尽力抢救中华文化遗产的话题。”这使杨冠三意识到,如果用古汉语写成的《二十四史》不尽快译成现代汉语,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梵语——只有极少人才能读懂的文字。又何以使得这部惟一的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史,服务于世界。当时国内具备翻译《二十四史》条件的专家大多是建国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愈古稀的老人。如不抓紧时间利用这批专家的专学,进行抢救性翻译,其结果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遗憾。
    令杨冠三感动的是,许先生虽然是社会名流、国家领导人,但并不是个挂名的主编。凡涉译事,必亲力亲为,亲自翻译书稿,亲自抽审译搞,亲自校正勘误。许先生的翻译队伍里,聚集着国内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等不同学科的200多位社会精英,这些为《二十四史全译》工作的学者们早已功成名就,尤如年深日久的历史典籍,渊博而精深。他们就像点燃的蜡烛,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存续,燃烧着自己的生命。正是这种感动,唤起了杨冠三对《二十四史全译》的一种特殊情结。
    杨冠三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几代读书人的文化传承,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爱藏书的习惯,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通过与许先生的多次接触,杨冠三对翻译《二十四史》这部大书逐渐产生了兴趣,他的心思有些动了。他渐渐认识到,《二十四史》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二十四史》是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史书的结集,自成书以来,一直作为一部完整的国史出版、流传、研究。《二十四史》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计三千二百五十卷,四千七百二十万字,系统记述了从中华始祖皇帝(公元前二十六世纪)起至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4年),上下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从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撰著《太史公书》(即《史记》),到1784年《二十四史》集典完成,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其著期之长、涵盖之广、跨越之大、衔接之密、行笔之精、工程之巨,空前绝后。放眼世界列国,如此恢宏巨典,绝无仅有,堪称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十四史》的博大精深开始对杨冠三形成了强烈的震撼。《二十四史》以帝王纪传为纲,贯穿历史事件,辅以“表”连接时空、人物,用“志”辅以典章制度与天文历法等内容,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中国历史全貌。其中记载的人物,举凡帝王、贵族、官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说客、策士、游侠、隐士、商贾、医者、卜者、非优等,无所不有;记载的社会生活,则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科技、外交、文学、艺术、农商、财税、天文、地理、历法,乃至道德、宗教、民族、民俗等,无所不包。《二十四史》是诸多学科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历来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士族文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
    “如果能资助翻译出版这部大书,于社会,于人生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情,这是历史留给自己的一个机缘。”杨冠三的想法,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三位兄弟和年事已高的父母双亲及全家人的一致支持。
   
    “真没想到,这是个花钱的无底洞。最初预算约需2000万元,七年多光现金就投入了近6000万元,经常感觉压力很大。资金紧张时,我们哥几个就共同想办法。”杨冠三说,“有一次,无意中让父亲听到了。父亲问,钱不够了吧,我这里有些钱,你用不用?我知道爸可能有十几万元,是他平时积攒的,我没有用他的钱。但很受鼓舞,连80多岁的老人都想着为国家做些事情,我们做晚辈的怎能不尽心尽力呢!”

    杨冠三的父亲早年是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很有爱国热情,爱读书。日本鬼子打进来后,他带着一同长大的表弟投考黄埔军校,他考上了,后来在抗日战场,是一名出色军官。表弟没有考上,参加了八路军,跟着徐向前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后来成了高干。前几年他的黄埔军校同学组团从台湾来大陆访问,其中有17个上将,20多个中将。“那天见面时,我爸自豪的说,儿子们正在倾其全力搞《二十四史全译》,正在为抢救和传承中华文化尽微薄之力。”杨冠三如是说。
    2003年对于杨冠三来讲,是不平凡的一年。《二十四史全译》书稿全部达到了齐、清、定的要求,校勘原文4720万字,译文近6000万字,就要正式出版了。凝结着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二百多位编辑、校对人员多年心血的20多万页珍贵手稿,被分别装在了50多个箱子里,看着躺在满屋子里的手稿,一想到这些散落的文字将变成一部传世之作时,就像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诞生时那样,杨冠三的心情无比激动。他和兄弟们一天天在讨论着,他独自一夜夜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对于参与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录传承的先贤们的尊重。在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的是许嘉璐先生为主编《二十四史全译》的那些不眠之夜和那一身身冷汗,还有那些逝去的和活着的参与翻译的社会精英们,为确保译稿的质量,他们透支生命的感人情景。
    就是因为这种情结,杨冠三决定不惜工本,务求尽善尽美地制作一版限量、编号发行的《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使其藏诸方家,传之后世。寻遍京城的出版社,皆因该书的制作出版难度太大,合作伙伴难以落实。怎么办?自己干!真是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啊!设计可以请专家,自己制作就得建工厂。建工厂来不及,只得花高价急租几千平米的厂房。购机器、装设备、请技工、聘专家,直忙的杨冠三不亦乐乎。在资金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长期超负荷运转的杨冠三突然倒下了。2003年8月13日,杨冠三被送进了北京安贞医院。初诊的结果是“心肌梗塞”。迅速住进了急症监护室。脸朝上,平躺在病床上的杨冠三脸色灰白,说话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但神志一直清醒。安贞医院是北京比较权威的心血管病医院,各路专家会诊,不断地进行着抢救性治疗。时间一直延续到8月20日,医生下达了准备手术的通知。这时的杨冠三已经是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但仍显得很平静,他仍然是脸朝上,平平地躺在病床上。病床前站着他的大哥杨冠琪,二哥杨冠群,四弟杨冠平。手术前杨冠三要向兄弟们交待一些话。他现在只能躺在床上说话了。他用尽量大的声音在说话。“这些天,我想了一些事。想来想去,还是书的事最当紧。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珍藏本都要搞出来,要搞好。”杨冠三接着说:“我想让冠平兼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主这个书的事,大哥去厂子具体负责,二哥集中精力打理机电公司,需要出钱时,大家还要继续出钱。”当时的杨冠平是冠通期货公司的董事长,是这个家庭中最早经商的人,杨冠三的主要合伙人,家庭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本书的出资人。大哥杨冠琪是冠通期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二哥杨冠群任董事长的北京市北纬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IT业中最大的国内分销商之一,也是《二十四史全译》的出资人。
    在杨冠三的病床前,兄弟们强忍着心中的担忧,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纷纷表示接受安排,齐劝他安心手术,早日康复。大家没有悲伤,更没有埋怨,共同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那就是千难万难也要做成《二十四史全译》这件事,因为这不仅是杨冠三的心愿,也是父母兄弟全家人的心愿。
    杨冠三被推进了手术室。进行术前的例行造影检查,仪器显示:梗塞不见了。准备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请来更多的专家仍然都很惊讶。是误诊,还是发生了治疗奇迹,只有天知道。总之,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杨冠三出院了。“我又经受住了一次命运的考验。”杨冠三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康复出院后平静地与兄弟们说。
    康复后的杨冠三,就象一位马拉松运动员憋足了劲向最后的目标冲刺,各项工作陆续完成。《二十四史全译》精装本、珍藏本面世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一个煮酒论英雄的神仙会上,几位苦乐与共的朋友,借着酒精的鼓舞,吐出了心中的真言。“从策划、组织的角度评说,在成稿之前主要是许先生、杨冠三、我和赵二冬,后期制作主要是老田、冠平、冠琪。开始做,谁都没有把握,坚持做到自己满意为止。” 担任《二十四史全译》总编辑的孟繁华先发感叹。老孟究竟为这套书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始终不愿多讲,但从许嘉璐先生写的序言中我们可窥见一斑。“用寝食不安、形容枯槁来形容主其事者,也是译者和出资者之间的协调人孟繁华先生当时的景况恐怕是不为过的。”据孟繁华讲,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去了一趟井冈山,走了一段红军长征路,主要是寻求精神力量。通过这次活动,他体验到当时的红军长征,已经超越了人类体力和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由此感悟,使他经受住了一次漫长的文化苦旅。“这么精致的东西,只有请到老田这样的专家才能做得出来。”杨冠三插话说。老田何许人也?说起这老田,也是个人物。田桂林,1965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与当今的胡总书记是同校同届校友。与杨冠平共事3年共同做计算机、电子工程,参加过我国导弹、航天等项目的工程设计,是个系统总体专家,在工作中最喜动手实干。这次把他请来,吃住在工厂几个月,珍藏本的几十个部件的制作,全是老田设计的电脑控制程序。赵二冬是位40多岁的女编辑。责任心很强,工作严谨。这些年一直担任《二十四史全译》编辑部的负责人,也是和译者联系的主要联络员。“我父亲特喜欢二十四史,特支持我参加搞全译,这部书出来了,老人家却走了。”赵二冬有些伤感。赵二冬的父亲是解放军报社的一位老领导,也曾是文化战线上的热血青年。“我家是山东农村的,为弄这个书,很少回去,如今老父亲也不在了,父亲要是能看到这部书,肯定很高兴。”老孟似乎也有些遗憾。 “相对你们两位我算是幸运的,老父亲88岁了,看到这套书特激动,老父亲这辈子可真是个爱读书的人。” 杨冠三说,“《二十四史》犹如一个硕大的坚果,虽饱含丰富的营养,但因其包裹着古文的坚硬外壳,使人们望而生畏。现在外壳敲开,人们可以比较轻松地品尝其美味,汲取其营养。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还史于民,让普通百姓了解中国历史,这是《二十四史全译》出版的最大意义 。”自从接手这部书,咱们确实付出了很多,但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杨冠三似乎是在作总结。“中国的二十四史是个百科全书,是个知识宝库。从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史以来的许多仁人志士,所追求和平安定、丰衣足食的社会理想,只有到了现代,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才初步实现,你们说是不是?”杨冠三站了起来,加重语气说,“纵观中国历史,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如何使今天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全体中国人以史为鉴,抓住机遇,不仅要和平崛起,而且要长盛不衰,这是最近我老在思考一个问题,”杨冠三似乎在自言自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能单从空间或地域方面来解释,更主要的是时间差异。中国近千年来,一直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1911年推翻皇帝后,几十年的战乱,建国后一段时间又是闭关自守。而西方自14世纪起开展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各种思想启蒙运动,全面清除了封建文化垃圾,进入了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张扬个性,鼓励人的创造性,所以才有了全方位快速的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这样比,我们和人家差着好几百年呢。改革开放这才20多年,就明显缩小了差距,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我读史以后的思考。”
   杨冠三与《二十四史全译》确有许多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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